观海堂 邻苏园
上期说到清末四大藏书楼，其中皕宋楼之书全部卖给了日本人，使许多藏书家及文人痛惜不已，甚者怒斥其不孝，此事在藏书界的确影响很大，社会影响也很负面。
其实我觉得也不要过于苛责，书的外流是一直存在的，中国与日本在唐代交流开始到近代一千多年，中国流入日本的书也不在少数，也是一种文化的交流，只是没有像皕宋楼这样整座藏书楼大规模的流入，而影响巨大。另外呢！其实日本的书也在不断的流向中国，我们也在买他们的书，这叫来而不往非礼也。
今天要说的这位藏书家的藏书大部分就是从日本购回来的，他叫杨守敬（1839-1915）字惺吾，一字鹏云，号邻苏老人，湖北宜都人（今枝城）。
杨守敬先生藏书处有两处，一处是黄州的邻苏园，黄州是当年苏轼的
贬谪之地，其藏书处正邻当年苏轼的东坡雪堂，而且黄州是赤壁故址，苏轼曾作《赤壁赋》，故名邻苏园。另一处在武昌，名观海堂，取《孟子》“故观于海者难为水，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”，比喻自己藏书丰富，的确丰富，据说有数十万卷之多，多从日本购得，而且其中一部分为医书。
其实去日本访书购书的人很多，如在其之前的黄遵宪，但成果很少，而杨守敬却如此的成功，是为何呢？
有时候不得不说时机很重要，一旦把握住了，就能成就自己，杨守敬把握住了，而且占了天时地利及人和，焉能不成功？
杨守敬科举出身，同治元年（1862）年举人，但七次会试都名落孙山，在第六次失败后，正好有机会成为驻日使馆的随员，本身好书的他便有机会接触日本书籍，此可谓地利。
这里需要说明的是，日本从唐时就与中国交往，所以从唐代开始就有书籍逐渐流入日本，千年来积少成多，也是蔚为大观。但曾在中国存在过的书，也因为战争等原因，慢慢的就失传了，没有了，但这些书可能就因为流到日本而保存了下来，在日本发现的唐本《伤寒论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，所以杨守敬先生所做之事，意义是非常重大的。
要怎么说时机赶的好呢？此时正是日本明治维新的时候，西学渐入，汉学不被重视，甚至处在被排斥的地位，所以此时汉籍价格很便宜，有的都论斤上秤的，便宜加上易于购买，此可谓天时。
再者杨守敬在日本结识了一些藏书家，如森立之、岩谷修等人，森立之为日本医家，也是医学藏书家，所以杨守敬所藏之书有一部分为医书也就顺理成章了，并且他从森氏之处得到一本《经籍访古志》，使其在购书过程中目标就更加明确清晰了，此可为人和。
后来驻日使官换成了黎庶昌，黎氏本身就是位藏书家，而且热心于出版事业，此时杨守敬真可谓如虎添翼、如鱼得水、左右逢源呀，反正我能用上的夸讲之词都用上了。
杨守敬虽然历七次会试都失败了，第七次会试的时候都48岁了，但自幼好书，喜金石碑帖之学，对于版本目录更是熟谙，这也是其能访书的基础。
光绪八年（1882）杨守敬与黎庶昌共同编辑刊印了《古逸丛书》，此丛书收书26种200卷，都是国内已绝迹之书，此书初版时用的是日本的皮纸，纸张洁白，墨如黑漆，黑白相映衬，观之赏心悦目。
后为杨守敬把他在日本访书所见所得的各种古籍珍本秘本，整理编辑撰成《日本访书志》一书，此书在上个世纪30年代时，王重民先生曾进行为核补，撰《日本访书志补》，此外杨守敬还编有《观海堂书目》、《邻苏园书目》及《杨氏旧藏书目》等。
说着说着就要说这些书后来的去向了，这也是每一位好书者最关心的事。杨氏去逝后，其家人欲出售这些书，多亏当时的教育总长傅增湘先生（也是一位藏书家）争取到国家拨款，收归了国家。这些书一部分拨给了松坡图书馆（之前说饮冰室的时候提到过，此图书馆由梁启超筹建，松坡指的就是蔡锷），一部分后来去了故宫博物院，解放前大部分被运去了台湾。
